我的“注册”之路
我是一位深圳商事登记的“老注册”，2000年就来到注册登记窗口工作，是深圳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参与者、亲历者和实践者。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初，我认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既是减轻企业负担，也是减轻我们注册登记窗口工作人员的负担；既是保护企业权益，也是保护我们注册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积极投身到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大潮中。直至2016年，我重新回到注册登记窗口工作，担任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驻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首席代表（简称“首代”）后，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意义才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好的法律制度，必须靠人去执行。但法律是具有滞后性的，面对日新月异的发展，任何法律制度都会显得捉襟见肘，制度的漏洞和缺位只能靠执法者去弥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一件大好事，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红利要落到实处，转化成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很大程度上要靠身处一线的窗口工作人员。
我们的服务窗口就在市领导的眼皮子底下，称得上是代表全市最高水平的窗口，服务内容包括上市公司、集团公司、大型国有企业、金融类企业、敏感性行业企业等的商事登记，还办理股权质押、股权冻结。这是一个荣耀和风险并存的地方，市委市政府引入的重大项目，基本都是在这里办理商事登记。同时，若业务和服务上出了岔子，影响也比一般的窗口要大得多。记得2016年我刚到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不久，就遇到闹访——因对前一天办理的股权变更有不同意见，某公司股东带人围了窗口——我从没见过这种阵仗，当时虽然腿都吓软了，但是也只能硬撑着出去应对。随着在窗口工作时间的增加，我对窗口工作也愈发有了新的体会。
窗口工作需要工作人员业务精通，才能依法服务好企业。扎实的法律功底是良好业务能力的基础。回到窗口后，我没有停止学习，要求自己每天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了解企业登记审核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有的工作人员精通业务、了解风险后，会将保护自己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在登记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当企业到窗口办事时，有的工作人员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让企业不知道怎么做才行。我对这样的人不屑一顾，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研究企业登记的法律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可能为企业办事提供便利。记得在一次注册业务会议上，我指着一份辖区局的请示对大家说：“各位都是‘老注册’了，这种业务能不能办还判断不了吗？还需要请示吗？”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窗口工作需要敢于担当，才能服务到位。顺丰控股的迁入，就是这样。公司原注册地是安徽，注册资本已从2亿元增加到42亿元，所有档案资料都能证实这一点，但没有及时在原注册地变更，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还是2亿元。按照规定，顺丰控股应先回到原注册地变更注册资本，再办理迁入我市。但这样做，企业来回跑不说，还将耽误企业和我市某区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实施。面对这种情况，我直接做出决定，让企业以42亿元注册资本直接落地。当有同事问起时，我坦言：“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不怕。”在顺丰控股借壳鼎泰新材上市在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办理股权变更时，遇到了规则变动带来的问题。按之前的规定，股权变更可采取见证或公证的方式，但在该公司此次办理股权变更前，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取消了见证的方式，只能公证。不巧的是，顺丰控股只有见证的材料。适逢年末，鼎泰新材的外籍股东都已回国过圣诞，办理公证要拖到明年，将影响顺丰控股的上市计划。面对争议，我坚持认为，见证和公证都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达方式，登记机关选择有深圳经济特区条例支持的公证方式，有利于提升股权变更的登记质量，减少纠纷，但是顺丰控股借壳鼎泰新材上市，已经通过证监会的审核，双方真实意愿明白无误，这份见证材料的风险可控。为此我力排众议做出决定，为鼎泰新材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保证了顺丰控股如期上市。钟声响起，深圳为之骄傲，顺丰控股也专门送来感谢函。我将感谢函默默地放置起来，我觉得服务民企，服务本土企业，应该担负责任，不遗余力。
窗口工作要有大局意识，才能做好主动服务。美国硅谷一个顶尖医疗团队（美资公司）到中国创业，计划与南方科技大学合作，落户在深圳。该团队的学术带头人是一位美籍华人教授，他带着两位博士来到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却对如何开办企业一无所知。对没有招商引资任务的注册窗口而言，公事公办无可厚非。但该项目的引进，对深圳而言是一件大好事。我和同事们没有选择推托，而是主动根据其意愿，为其明确了经营范围的表述，量身定做了申报材料，指导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完成相关文书认证……全程跟踪服务，使这个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落户深圳。目前，这个公司已成长为我市著名的生物医药企业。在从美国引进顶尖的医疗和生物技术受限的情况下，这个医疗团队的引进对中国而言十分难得。
但事物总有两面。制度的变革，在方便多数人的同时，也往往给少数人造成麻烦；给企业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给我们窗口工作人员带来很多的压力。比如，应用统一地址库登记，是一项提高登记质量的好制度，但会给“先证后照”的金融类企业、多个地址的连锁企业带来一些麻烦。在窗口工作时间久了，感觉窗口就像一个温度计，测量着深圳经济发展是一路昂首向前还是在与别的城市竞争中裹足不前；测量着一些制度改革后是落地生根，还是水土不服，甚至变成发展的桎梏；测量着深圳的营商环境是凤凰来仪，还是没有吸引力。
感谢微信朋友圈，让我有了记录日常工作和发表拙见的平台。这几年来，我陆陆续续地在朋友圈发了一些有关窗口工作的感言，讲了一些在窗口工作遇到的故事，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改善深圳营商环境的见解，得到很多朋友的鼓励和点赞。原本忐忑不安的我，在大家的鼓励下，渐渐地胆子大起来，以至于发表于朋友圈的文字越积越多，竟有数万言。
一位好朋友给我建议，为何不把这些年的感言和故事整理出来，为改善营商环境吐吐槽呢？
是啊，当前，全国上上下下都在议论如何改善营商环境，李克强总理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对此提出了要求，甚至连企业注销的问题，总理都亲自协调，开会研究，足见高层的重视。作为商事登记部门一个与商事主体每天直接面对面接触的首席代表，把自己这些年来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心得体会分享出来，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企业，对社会，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位好朋友的建议，让我异常激动和兴奋，几个月的埋头苦干，我终于写成了今天这本书。但营商环境所涉甚广，我也自知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本所欲言，十不得一，甚或意有偏颇，词不达意，其纰漏处，则待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是为序。
周文丽
2018年3月
